北京８宗未按期上市地块被亮“红牌”


北京日前撤销了８宗项目用地直接入市交易资格。这些被亮“红牌”的项目用地将全部纳入土地一级开发或收购储备体系。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北京市今年７月推出土地交易市场直接入市项目红黄牌制度后，首批被“红牌”撤销的项目。

　　据了解，首批被亮“红牌”的８宗土地，分别位于海淀、朝阳、密云、丰台等地区，包括住宅用地和公建用地。这些土地多属于未在规定时间完成地上拆迁、达到上市交易条件，或者规划意见书超过有效期。

　　据介绍，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土地市场一次性供应土地１１宗共２３０公顷，其中住宅用地８宗计１８６公顷。截至目前，北京市今年已完成土地供应９３０公顷，与去年同期相比，土地供应面积增加１６％。

　　北京实施的土地交易市场直接入市项目红黄牌制度，是指对规划意见书已过期和审定地价已过期，但还没有达到“熟地”上市交易条件的项目用地，向申请人发放“红牌”，并撤销申请人的直接入市资格，同时报请政府撤销已审定的地价成果；对规划意见书和地价将要到期的项目用地，将向申请人发放“黄牌”，限期上市交易。

中钢协重申：不希望原料市场出现垄断


昨日上午，国际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CEO Marius Kloppers就并购力拓案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举行正式见面会，估计这也是必和必拓高层在中国的最后一站。中钢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会谈，协会表态不愿意看到由于两家矿业公司合并而使原料市场出现垄断局面。







　　据了解，在与中钢协会谈时，必和必拓方面表示，“两拓合并”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国提供铁矿石。唐山钢铁集团高层则表示，“两拓合并”将在铁矿石定价上获得过多的话语权，但也可能有助于保证长期供应。必和必拓本月宣布欲以1400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力拓。力拓每年的铁矿石产量约1.4亿吨，必和必拓约1亿吨，目前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共占海运铁矿石市场的30％－35％的份额。

　　中钢协19日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全球三大矿山公司每年的铁矿石贸易量占全球的铁矿石贸易量的75%以上，已经过度集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其中38%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生产企业过分集中和垄断，不利于正常贸易的长期发展，对钢铁企业来讲是不公平的，相信各国的相关法律应该有所限制。

　　据悉，随着必和必拓与力拓的并购战越来越激烈，双方分别加强了其顾问团队。有消息称，瑞银已加入必和必拓收购力拓的顾问团队，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则加入了力拓应对必和必拓收购的顾问团队。目前必和必拓的顾问团成员还包括花旗集团、高盛等，力拓的顾问团队成员包括瑞士信贷、JP摩根 、麦格理集团、摩根士丹利等。

　　业内专家表示，必和必拓竞购力拓和中国钢铁产业的兴起将刺激金属和采矿业进一步整合，特别是中国将在并购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能在未来的并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

阿琪：从散户“说故事”到机构“说故事”


　　股市中人都知道，“5·30”之前2、3个月是散户“说故事”的行情，当然，散户说故事的结局人们通过“5·30”行情已充分领教。人们或许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10月中旬之前2、3个月是机构“说故事”的行情。散户们说的故事大多是一些小道传闻或者是一些概念与题材，由于故事的内容要么是子虚乌有，要么是捕风捉影，其“忽悠”的对象只能是散户，其谎言被揭穿后对行情的杀伤力也并不大。“5·30”虽然跌得惊天动地，但跌幅只是几百点而已，且跌完后迅速上涨，对整个大势并未伤筋动骨。但机构们所说故事的精彩程度及其故事破灭后对行情的影响就不一样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8、9月份机构们说了哪些故事，投资者记忆犹新的有“日本泡沫性牛市巅峰时，市场平均市盈率是100倍，目前A股60倍不到的市盈率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股指期货即将推出，大盘股是稀缺资源，有权重价值”、“有色金属价格仍将高涨且具有资源价值”、“通胀是周期性因素，四季度CPI指标将回落”、“中国远洋在资产注入后合理估值至少100元”、“中国神华2、3年内将实现整体上市，目标估值价应在100元以上”……机构关于具体股票“说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典型版本，即某某公司将有资产注入，资产注入后的业绩将增长50%、100%或者更多，因此，给予25倍或30倍市盈率的理性估值标准，该股还有50%或者100%以上的估值空间。

　　由于机构“说故事”是以比较专业的研究报告或调研报告形式来体现，以某些难懂的模型或逻辑关系来推导，因此，其所说的故事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忽悠”的对象大多是一些核心客户、超级大户、中大型私募基金等。有时候，故事说多了会形成定势思维，会出现把自己“忽悠进去”的现象。但明白人可以发现，在机构所说的所有故事内容里都有一个条件假设，而假设本身是靠不住的，假设条件一错，就会全盘皆错。“5·30”之前散户们“说故事”、“听故事”和“传故事”都是为了自己“靠故事赚钱”，机构们同样如此。在10月中旬之前的2、3个月里，一直崇尚理性或标榜自己理性的机构们为什么要“说故事”呢？因为在行情不具备价值驱动力之后，在基民们疯狂申购的逼迫下，他们只能通过“说故事”来驱动行情。

　　同样是“说故事”，散户和机构的级别不同，能量也不同，其故事破灭之后所产生行情调整的级别当然也不同。因此，本轮调整走势的幅度、运行的时间以及行情的复杂性都要大于“5·30”。

国资委：央企整体上市还没有制定出时间表


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阳光财富论坛”上，本报记者就央企整体上市的有关问题，会场外独家采访了国资委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翟立功。







    记者：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看得出，最近公众对央企整体上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您本人应该是这项工作的核心成员之一，能否告诉读者，到目前为止
，上市的时间是否有了大体的推进计划？

    翟立功：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对央企的关注、支持和信任，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央企整体上市的事情，可能与当前股市的持续走热、与央企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成果、与国民投资理财意识的提高、与媒体的报道等等都有关，大家的心态，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央企整体上市的事务性工作多集中在企业改革局，所以我不能算核心成员，但我可以说的是，央企整体上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出所谓的时间表。

    记者：如果连最基本的时间都不能标定，对大家而言，是否意味着那是一个漫长的、无限期的等待？

    翟立功：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我们决不会为赶进度、迎合社会期望而生硬地制定一个计划。实际上，央企整体上市，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发展到目前，我们决定先推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作为试点单位，通过试点，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完善程序，一旦要全面铺开，就必须要对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负责。

    记者：大家在对央企整体上市的诸多关注中，有一点就是关注持股方式的政策界定，请问国资委有可能成为持股人吗？

    翟立功：从法律上说，国资委直接持股当然于法有据、有法可依，国资委的这一身份定位，无可争议，但是，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一旦国资委直接持股，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目前持股方式的具体办法，还在研究之中，如果国资委直接持股，首先必须想好化解风险的万全之策。

    记者：关于持股方式，在你们设计的方案中，还有更好的方式吗？作为普通百姓，如何认识其中的风险和风险化解？

    翟立功：我所了解到的还有，由资产经营公司代国资委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目前资产经营公司尚在试点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尚未全面展开，第三家资产经营公司也未挂牌，所以也尚未付诸实践。而目前国资委在实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通过集团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试点的中交集团就是这样做的，在上市公司的上面，通过构架出一个集团公司层面来化解风险。

银监会副主席：“筑渠引水”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受惠农民超过3亿







    记者：为解决农村金融网点不足、资金匮乏的情况，银监会近年来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请问进展如何？

    蒋定之：今年8月10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农信社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通过多样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潜力得到了有效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从2003年启动改革试点到目前为止，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及农村合作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从17194亿元增长到31960亿元，年均增长18%；农户贷款面从6500万户增长到7742万户，覆盖面从28%扩大到32.6%，受惠农民超过3亿。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不足、竞争不充分和金融服务空白问题，去年底，银监会出台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投资创业，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政策意图是通过适当降低门槛，吸引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业发展，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我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的重大突破，对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尽管试点时间不长，但“筑渠引水”，把农村资金留在农村，把城市资金引入农村这样一个初衷开始体现。同时，农村信用社等当地原有金融机构竞争压力加大，改进工作的动力增强，有竞争、有合作的农村金融市场在试点地区开始形成。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设立后，当地农村信用社重新制定发展规划，主动采取全面调查农户信贷需求、加强业务创新等应对措施，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计发放贷款14749万元，其中，发放农户贷款12601万元，占贷款总额的85％。同时，通过新型机构引进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成熟的产品技术，提高了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

　　今年继续扩大试点，准入门槛有望下调

    记者：下一步改革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各类资本进入农村的准入门槛会不会进一步下调？

    蒋定之：实践证明，按照“低门槛、严监管”原则，引导社会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业发展，符合现阶段“三农”经济发展需要，符合广大农民群众意愿。经国务院同意，今年10月起银监会将试点省份从6个省（区）扩大到31个省份，每个省份选择1至2家机构进行试点，进一步探索经验后再行推开。

    在农村地区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由于全国各地差异较大，情况不一，有必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创新和探索。譬如，设立村镇银行是不是必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主要发起人，且控股比例不低于20％？再譬如，贷款公司是否必须由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发起组建，能否由非金融企业发起组建？这些问题各地可结合实际，进行研究探索，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试点初期应严格按文件规定去做。对于符合条件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组织，可以改建为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并接受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慎监管。

　　加强日常监管力度，确保资金留在农村

    记者：怎样做才能确保资金留在农村，用于县域？如何处理好调整放宽准入政策和加强日常监管的关系？

    蒋定之：把资金留在农村，用于县域，支持“三农”，是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初衷，也是在监管工作中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银监会对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明确的支农责任，要求建立持续、有效的信贷投入机制，信贷资金必须投放在县域或社区内。村镇银行新增存款除缴纳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外，绝大部分要直接或间接投入“三农”；贷款公司的信贷资金绝大部分要直接或间接投入“三农”；农村资金互助社信贷投放要全部用于入股社员。这些目的和要求可以通过日常监管来实现。比如，在第一批试点中，有家村镇银行发放异地大额贷款，当地银监局通过动态监管，与银监会密切配合，及时发现并纠正和处理。

    但是有一点要明确，调整放宽准入政策，不等于减弱放松监管。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各试点地区要充分运用好现有监管网络和监管资源，密切跟踪试点机构风险情况，重点纠正偏离服务宗旨、超业务范围经营以及超比例发放大额贷款等违法违规问题，严格防范各类风险，确保资金留在农村，用于县域，支持“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金融服务。

国资委李荣融:央企在第二任期内要实现质的飞跃


中央企业第一任期的3年，是不平凡的3年。







    在第一任期中，中央企业经济效益连创历史新高，资本回报显著提高，资产规模显著增加，经营实力显著增强。2006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万亿元，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822.5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1%。中央企业第一任期的3年，资产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亿元，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000亿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7%。3年中，一批企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2006年，有16家中央企业入选《财富》杂志2007年公布的世界500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显著成效，在考核结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纳入第一任期考核的企业共147户，97.96%的企业完成了考核目标。其中考核结果为A级的企业32户，占考核企业户数的21.77%；B级企业67户，占45.58%；C级企业45户，占30.61%。只有3户企业没有完成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为D级，仅占2.04%。A级的32户企业在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等方面都名列行业前茅。国资委研究决定：对任期考核结果为A级且年度考核成绩优异的30户企业授予“业绩优秀企业”称号。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与跨国公司和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发展还不平衡，一些企业还没有真正摆脱管理粗放问题，员工素质、创新能力、信息化建设等与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第二任期中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第一任期，我们主要是建框架、定制度、上轨道，取得的成效是初步的，经验和体会也是初步的。第二任期，重点要上水平、更规范、更精准，不断完善和提高，使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央企业第二任期，正处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重要时期。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 大精神，必须贯穿于中央企业第二任期的全过程。

    按照党的十 七 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中央企业第二任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 七 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企业发展规律，牢记责任，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强化管理，转变发展方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发挥中央企业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央企业第二任期要努力实现以下3个方面的目标。

    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批企业的母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具备条件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试点企业按《公司法》要求，基本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实现企业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和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营管理者，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基本与市场接轨。

    二是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基本实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控制力、影响力增强，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中央企业户数调整到80家到100家。初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公司大集团。

    三是活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主业更加突出，管理更加科学，抗御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发展方式。企业内部形成和谐融洽、充满友爱、精诚团结、蓬勃向上的良好氛围。

    中央企业第二任期是提升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期。做好中央企业第二任期各项工作，对于实现中央企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对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企业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以全局观念、全球视野谋划各项工作，落实各项任务，确保全面完成第二任期的考核目标。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牢记责任，进一步发挥中央企业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央企业承担着重要责任。实现党的十 七 大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新目标，要求国民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骨干和中坚，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军工、能源、交通、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央企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我们要牢记责任，履行好肩负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中央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

    深化改革，进一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党的十 七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这既为中央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我们必须抓住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任务。要积极推进董事会试点，规范董事会运作，健全外部董事制度，扩大外部董事来源，增加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试点企业，充分发挥职工董事、职代会的作用，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要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步伐。

    优化结构，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是党的十 七 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按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和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

    强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中央企业面对的是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要与同行业国际一流企业对标，针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下苦功夫练好内功，夯实发展基础。

    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要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突破本行业的关键技术，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条件的中央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使社会能更好地了解企业，树立中央企业在国内外的良好形象。

    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优势，要把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继续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党组织有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式与途径。

    第二任期的各项工作艰巨而光荣。让我们在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不断提高中央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际大豆价格“打喷嚏” 我国食油市场“感冒”


当美国人欢度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前一天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ＣＢＯＴ）大豆期价收于每蒲式耳１０８０多美分的高位，让中国人深刻感受到美国市场因素对中国食用油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







　　中国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分析师王晓光这样描述中国食用油价格上涨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美国大豆价格高涨是决定中国食用油价格走向的基本因素。

　　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是全球第二大大豆期货市场。来自那里的统计分析显示，受国际商品价格上涨拉动、国内需求增长和大豆减产等因素的影响，大连大豆期货价格在近５个月内，上涨了近千点，涨幅达３０％以上，市场走势与美国ＣＢＯＴ趋同。

　　大连市民张先生日前买了一桶转基因豆油，５升花了５８元人民币。他说，这一桶油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近２０元人民币。

　　王晓光认为，中国大豆及其豆油价格的高涨，主要是由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价格决定的。在过去１３年里，美国大豆价格从每蒲式耳４００多美分上涨到目前的１０８０多美分，与中国最早开放了大豆市场并不断增加大豆进口有着紧密联系。

　　１１月中旬，从美洲进口到中国港口的现货大豆，加上关税、增值税、运费等，成本已经达到每吨４６００元人民币，创下进口大豆价格的最高纪录。

　　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前９个月，中国进口大豆约为２１００万吨，全年预计进口达到３０００万吨左右。而中国国产大豆因为遭受自然灾害，今年总产量可能不足１５００万吨。

　　“中国居民食用的豆油，仅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国产大豆原料生产的，其余都是进口的。随着消费需求加大，中国食用油原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大豆网总经理、大豆专家刘兆福说。

　　九三油脂集团大豆问题专家周有金表示，调控食用油价格时，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外商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食用油加工业。

　　根据记者２００６年所作调查，在已开工的近百家大型大豆加工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外资参股的企业有７０家多，约占中国大豆总压榨能力的８０％左右。

　　长期从事美国大豆与期货市场研究的专家刘日指出，这些跨国公司从大豆种植、采购、运输、定价、进口、加工到销售，几乎垄断了整个大豆产业链。“外资垄断加工业，加剧了中国食用油价格上涨。”

　　然而，食用油涨价所反映的市场问题，对中国大豆产业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大豆进口关税和促进大豆种植方面展开全面应对。黑龙江大豆产区的农民，也因为大豆价格上涨而调整种植结构，准备在明年大面积增加大豆种植。

　　刘兆福说：“中国要面对现实，不能一味强调提高自给率，但必须保证通过稳步提高自给率来防范市场风险。”他和周有金都认为，中国要大力发展非转基因大豆而不是高油大豆，着力提高非转基因大豆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同时，中国政府将通过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包括推出大豆最低保护价等措施，来提高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保障中国１３亿人口的大豆与食用油供应，降低国际市场波动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桂浩明：QDII用100亿人民币买到了什么教训？


　　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先后有四只QDII基金发行，吸引了巨量资金的抢购。随之，超额募集到的160亿美元资金立马开始出海，投入境外证券市场。当时，无论是境内投资者还是市场分析人士普遍都对此举表示高度认同，在大家看来，这是为中国境内资金投身国际金融市场所作的探索，也为境内投资者获取境外市场的投资收益提供了机会，更为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作出了贡献。但谁也没有想到，如今这四只QDII基金交出的投资成绩单却令人失望：目前其单位净值全部跌入面值，有的甚至出现了10%以上的账面亏损。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四只QDII基金的损失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当然，投资总是有风险的，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买股票只赚不赔，而且这些QDII基金刚出海，人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其目前的经营状况。应该说，只要假以时日，它们还是有希望在跌倒的地方站起来，扭亏为盈的。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对这些QDII基金的操作进行反思，唯有这样，上百亿元亏损的代价才不算白花，既然付出了如此高昂的学费，总要有所长进才是。

　　坦率地说，QDII基金这次出海准备不足。早在一年多前就试探性地发行过以美元标价的全球配置型QDII基金，收益情况并不理想。今年银行也发行过一些规模不大的QDII产品，但在美国次贷风波出现后无一幸免，都出现了一定的损失。按理说，在这种背景下再推新的QDII产品必须更为慎重，可惜的是，可能是受到“港股直通车”事实上缓行所带来的压力，一些基金公司匆忙地推出了新的QDII产品且规模搞得都不小。由于准备不足，有的基金是将投研团队基本上“外包”给境外机构，也有的则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研究能力而主要投资境外的ETF基金，使得自己成为类似FOF式的产品。应该说，在初次出海投资的情况下，选择这样的操作可能多少是有点迫不得已，但也说明缺乏充分的准备。这样的产品到风急浪高的境外市场上搏杀，的确让人捏一把汗。这也就埋下了后来出现亏损的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QDII基金高调出海时正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尤其是周边市场走势疲弱之际。事实上，当时这些基金公司所发布的有关报告中，在对国际宏观经济以及境内外资本市场趋势的分析中已表达出某种忧虑。如果严格依据这样的判断行事，在境外市场不会以很快的速度建仓，如果这样做的话，投资损失不会这么大。但这些QDII基金出海之后，似乎全然不顾境外市场的实际，在高举高打中快速建仓，而当其主要投资对象的香港股市开始连续下跌后，这种缺乏理性操作的后果就充分体现出来，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投资经验不足、投资风格不成熟，还包括缺乏正确的投资理念。这一点委实让那些认为买了QDII基金就能在国际市场上赚钱的普通投资者心寒。

　　问题还不仅仅是QDII基金准备不够或者缺乏投资理念这样简单，也许人们有必要反思这样的问题：依目前的风险控制及投资能力，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到境外市场去大显身手呢？作为普通投资者，必须从盲目投资QDII基金中清醒过来，真正认清投资境外市场与投资境内市场一样，都不可忽视其风险。

　　（本文作者为南方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

鼓励研发 新药技术可向多家企业转让


11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此前业内纷纷猜测和争论的新药技术转让制度基本定型。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药品技术转让研究专家芮国忠博士。芮国忠表示，新规出台对于我国药品技术市场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标志着技术要素将在医药工业内部基本实现自由的流动，必将大大加快我国医药技术产业化的步伐，有力推动我国医药技术创新。







　　据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新规将鼓励创制新药，鼓励新药技术和药品生产技术的依法转让和科学利用，促进药品研发领域先进科学技术和药品生产的有效结合。

　　多家转让由受让方申请

　　药品技术转让包括新药技术转让和生产技术转让，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规定，新药技术转让，系指《新药证书》持有者，按照已经批准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将生产技术转让给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由受让药品生产企业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的注册过程。明确界定了新药技术转让的定义。

　　而第十条则规定，新药技术分别转让给多家药品生产企业的，应当由受让方分别提出申请。

　　“这一规定标志着新药技术可以向多家转让，这样就加大了研发单位的谈判筹码，既有利于提高研发单位的研发积极性，还可能提高医药技术成果转让的价格。”芮国忠说，“而以前，由于研发单位必须先把技术转让给另外一家企业才能拿到药品批准文号，这种捆绑式的注册申报方式使研发单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谈判地位。”

　　对于转让的数量审批限制，芮国忠表示，为了市场的健康发展，避免产能过剩，药监局可以在审批上把关，使受让方数量处在一个刚好满足市场的适量规模。

　　芮国忠还介绍，此法规也是为了配合不久前出台的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而制定。

　　药品生产技术也可转让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同时明确，生产技术转让，系指一家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业，在新药监测期（保护期、过渡期）期满后，按照使用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将生产技术转让给另一家药品生产企业，由受让药品生产企业申请新药品批准文号，并注销原药品批准文号的注册过程。

　　同时，四十一条规定，已获得《进口药品注册证》的药品（不含《医药产品注册证》），可以将其生产技术由境外制药厂商转让给境内药品生产企业。

　　这是首次明确了生产技术的定义，并规定生产技术可以在一家与另一家之间进行转让，也是首次规定进口药品生产技术可转让。

　　芮国忠认为，规定生产技术可以转让，首先将大大推动闲置药品技术的流动使用，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已经成熟技术的应用，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也可以避免仿制药所带来的质量问题等因素，使消费者可以吃上与昂贵原研药同样质量标准的放心药；另外，也有利于促进医药市场的专业分工，因为药品转让方总是倾向于把技术转让给在技术和市场上做得最好的企业，这样也有助于医药市场的正向激励。

　　其实，药品技术转让的好处是监管部门也早就预见到了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丁建华处长日前在一次会议上也表示，相比采用新药研发、新剂型研发和仿制药，采用药品技术转让的方式风险最小。

　　“相比仿制药，药品技术转让保证了药品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他说，“药品技术转让有利于医药工业布局的良性改变和药企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组合，有利于提高GMP管理水平和降低重复建设，促进质量提高。”

　　专家质疑临床试验规定

　　不过，对于新药技术转让和生产技术转让中都规定的受让方要走临床试验的规定，芮国忠提出了质疑。

　　以新药技术转让为例，征求意见稿规定，对需要用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同时控制药品质量的或经技术审评认为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生物等效性试验）的，作出进行临床试验（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技术审评结论，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外，在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后，进行临床试验并报送资料，符合规定的，发给《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和药品批准文号；不符合规定的，发给《审批意见通知件》，并说明理由。

　　芮国忠则认为，单位在拿到《新药证书》之前，就必须委托企业进行生产，做好临床试验，保证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可靠，这些是拿到《新药证书》的必备条件。而现在要求在转让时由受让方再进行一次临床试验，并以转让方的生产产品为参照，完全是多此一举。

　　而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新药技术转让临床试验（生物等效性试验）对照药物或者参比制剂，应当为转让方药品生产企业原有生产的产品。转让方仅获得《新药证书》的，对照药物或者参比制剂的选择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有关技术指导原则执行。

　　芮国忠表示，“就算检验出来与先前转让方的生产产品不一样，也只能说明原来的产品有问题，因为受让方是完全按照原有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来组织生产的。因此这种规定是前后矛盾的，是在无谓的加重医药企业的负担。”

　　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定，新药技术转让注册申请，应当按照已经批准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组织样品生产。

日本铝业三巨头投资中国


日本铝业三巨头神户制钢所、古河天空和住友轻金属工业２２日宣布，将共同投资中国一家从事镁原料金属生产的合资企业———太原金威镁业。







　　据《日刊工业新闻》２３日报道，镁是生产铝合金必须的添加材料，日本企业该项投资是为了保证其原料的稳定供给。这也是日本铝业三巨头首次为筹措原材料而共同投资外国企业。

　　据报道，太原金威镁业的注册资金为１９５０万元人民币，太原易威镁业公司出资５１％，其余４９％的资金由上述３家日本企业和原来就已占资的日本企业ＡＬＣＯＮＩＸ共同分担。

　　报道称，该合资企业将投入６亿日元（１美元约合１０９日元）建厂，计划明年３月投产。预计年产镁金属６０００吨，其中的２９４０吨将出口到日本。

　　全世界的镁金属年产量为６０万吨，其中约８０％由中国生产。为了回避采购原材料的风险，日本公司纷纷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设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