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救市论”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

近期我们频繁地听到要求政府救市的热切呼吁。当前，市场上救市建议五花八门，既包括一些证券市场发展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有一些旨在托高指数、伤害制度的短期行为，性质迥异甚至互相矛盾。其核心则在于强调政府必须救市，有责任也很有必要，可谓求救声声急。

或许因为由此带来的舆论压力，我们看到了监管层令人费解的表现：

3月13日“两会”期间，沪综指跌破4000点当日，中国证监会一位高层人士先是坦然表示，监管层不会扮演“救市角色”；次日却又紧急否认，坚称从未说过“不救市”，并指责“记者瞎写”。

那么，政府对市场究竟救还是不救？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听到监管部门清晰、果敢的回答。

其实，以监管者的严肃身份，何必讳言“政府不救市”至此？这只能使人深以为憾！

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出于各种压力，过往亦不乏“救市主”行为，但与之相伴的只是一连串败绩。沉痛的教训早已证明，中国“国情”并未使市场运行背离基本规则。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这已经成为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再起，倘监管层在非理性诉求面前躲躲闪闪，讳言“不救市”，只能给不明就里的众多新入市公众投资者徒留侥幸心理和幻想空间，给最高决策者造成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

“救市论”甚嚣尘上，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

颇有人以近期美联储针对次贷危机的一系列举措，旁证“救市有理”。这不是误解便是曲解。

应当看到，美联储和西方各大央行的确针对信贷紧缩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措，其中，拍卖2000亿美元国债、不断拓宽贴现窗口之举，更有明显的援助色彩。

但是，其一，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缓解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而非针对股指涨跌，有关决策人士事前事后均曾明言“政府不救市”；

其二，这些行动自有其利率、期限等约束条件，并非“免费的午餐”；

其三，这些行动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

对这类行动，有些媒体冠之以“救市”已是轻率，倘市场专业人士乃至监管者悬想其“救市主”动机，夸大其效果，就是纯粹的指鹿为马了。

监管者当前承受救市之压，还与其尚未彻底摆脱“政策市”的角色错位有关。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然而，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经验表明，百般呵护非但不能令市场中的上下其手者满足，反而会成为监管者终将无力背负的“十字架”。

3月最后一周，市场上关于管理层可能出台“利好”政策的传言满天飞。纷乱的说法中，较多指向“开展信用交易试点”、严控“再融资”和“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3月28日（周五）股指大幅回升与此直接相关。

我们希望，这种显示以密集政策托市的传言不会成为事实。此外还需指出，三项选择中的第一项，是市场建设的基本措施，选择恰当时机推出属可行之策。但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至于控制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则明显破坏市场契约，损害市场公平，后果难以补救——回想当初以数千亿元国有资产之“对价”，方使得原定“暂不流通”之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倘现在仅因股指下跌即出台限制其流通权利之下策，今后将以何等代价再度“赎身”？

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管理层对此应洞悉，广大投资者亦当高度警觉、冷静待之。

胡舒立,《财经》杂志主编，与3月31日在《财经》撰文发表了《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其核心主张为：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必讳言“不救市”？》引起财经界极大的冲击。该文一出，立即引发了市场的强烈的反应，和市场人士的强烈驳斥。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当前市场，主张救市的力量依然是十分强大的。

不过，救与不救，还是管理层说了算。




“救市派”向“市场派”发起猛烈“攻击”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或许不知道，近期，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她的名字为上海投资界中人频繁提及。这是因为大家高度重视（可能是夸大地重视）她对新近股市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典型的说法是“要是听了胡舒立这一派的，坚决不出利好政策，大盘必破3000点”，更有悲观者认为会跌至2500点。对此，胡舒立或许会觉得十分可笑，而我却心生悲凉。

无可否认，一方面，今天的股市是一个行政力量控制着大盘趋势的“政策市”，另一方面，在涉及数亿人直接利益的政策制定上，投资者毫无参与渠道，以至于恐惧某些被推测、猜想具有影响力人物的游说说辞，这实在是很不正常。它从一个角度显示，在牵涉广泛的重大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推动规范化、透明化、程序化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作为身在上海这个非政治中心城市的新闻人，最近几年，我不知不觉间养成了捕捉发自京城的资本市场政策变化的嗅觉（此法确实有效）。股市上涨时散户心理的确容易盲目膨胀，曾听投资者说：那些人2000点唱空、3000点也唱空，现在到了5000点，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了啊？

其实，有证据间接显示，这些人不是不说话了，而是分贝更大，只不过他们不再在公开媒体上说，而是转向“耳语”了。于1月31日《上海证券报》刊载的专访文章中，前中国证监会主席、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周正庆就透露：一些股市“权威专家”缺乏基本数据的科学分析对比，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对中国资本市场乱加点评，不负责任地只挑毛病……盲目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一两百年的成熟市场进行简单比较，从而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做出错误的评估，误导市场，影响领导层的决策。

上个周末，我接到朋友告知《财经》网站挂出胡舒立《何必讳言“不救市”？》文章的电话。朋友说：胡舒立把坚称从未说过“不救市”的证监会范副主席批了一通，看来是等不到利好政策了。朋友把胡舒立此时发表如此文章视为确凿的政策信号，上周末政策面又的确纹丝不动，他自然觉得自己的判断是道理十足的。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巧合。

影响领导层决策的“耳语者”的确存在，上海投资界人士恐惧胡舒立，无疑是把她视为重量级“耳语者”之一。但“耳语”这样的事情，除非当事人慨然承认，否则就是没有证据的。应该承认，股市一路上涨，胡舒立表达反感态度公开、鲜明，没有指东打西、皮里阳秋。

在大盘狂跌，广大基民、散户凄凄惨惨情况下，公开反对“救市”呼声并批评证监会态度软弱，胡舒立言论一如既往，显示其对所持观点具有高度自信，甚至有道德感支撑。那么，我们便就观点论观点，看看胡舒立《何必讳言“不救市”？》是不是观点正确且铁肩担道义吧！

首先，通观《何必讳言“不救市”？》立即可以得出结论：文章立论的条件是把今天的中国内地股市当作一个已经市场化的市场。但中国内地股市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吗？显然不是！在标志市场化程度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股份公司的发行上市准入上，伴随股改，中国内地股市甚至是倒退的。在今天股市的性质判定问题上，金岩石先生近期有精辟阐述。金先生观点的核心是：唯有保持资金和流通市值平衡，才能令二级市场不大起大落，至今内地股市上市发行依旧实行核准制（我的看法是核准为名审批为实），于是，如何保持资金和流通市值平衡就属于监管责任范围。现在市场暴跌，管理层出台措施让市场重归平衡，这不是什么“救市”而是履行责任。既然胡文把今天股市的基本属性都界定错了，这之后即使妙笔生花、议论生风，均属于混淆视听。

不是吗？以胡文反对严控“再融资”为例，胡舒立说：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试问，今天的股市难道不正是有悖市场原则地以行政手段供应股票的吗？如果今天股市是按市场原则由股份公司竞争发行上市、投资者自由选择投资标的物的，像一个自由地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而不是如同计划经济时期卖“霸王菜”的“工农兵菜市场”，那么，中国平安拟再融资多少尽可以提到多少，16000亿元也行！

退一步说，如果胡文主张从现在做起，彻底搞市场化，这类似于在现在这个投资者损失惨重的低点位再搞一次推倒重来，也算逻辑自洽的一家之言。问题严重的是，她的言辞看似设定在市场原则上的，却没有如何从根本上走出政策市的意思表达。试问，以二级市场涨跌而论，政府坐视恐慌性暴跌不管，可否公开承诺，如果涨起来了，不设“政策顶”，不予以行政性打压？过去股市涨，胡舒立认为非常不健康，连续暴跌倒是跌得正常。在文章中，看不到胡舒立已经放弃了市场原则最为忌讳的“双重标准”。

胡文中最没有意思的内容是指称主张“救市”的“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胡舒立可以做如此动机判定，别人难道就不可以质疑胡舒立吗？诸如，你声称“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是不是嫌目前的筹码还不够便宜，想捡更便宜的筹码？

《财经》杂志一向同QFII来往密切，曾经对高盛高华这样的绕开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案例颇为激赏，称赞其为“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你是不是为QFII所利用，甚至为国际投行所收买呢？

以上只是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游戏。我认为，胡舒立观点的最大问题是半罐水、似是而非、令人似懂非懂。不妨套用《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的结尾语：“管理层对此应洞悉”。

（原文作者：《东方早报》袁幼鸣）



“不救市”并非市场经济常识?

在最近一期的某财经杂志中刊登了《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文章虽不长，但是气势咄咄逼人。通读之下，笔者发现其中颇多违背常识之处。笔者担忧该文可能会对人产生一些误导和不良影响，因此撰文予以驳斥。

文章中说：“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接着，文章又说：“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最后，文章还说：“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因此“管理层对此应洞悉，广大投资者亦当高度警觉、冷静待之。”

那么，到底是谁不懂市场经济的常识呢？

在此文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让市场的“无形之手”自我调节，即所谓“自有沉浮”，政府的“有形之手”根本不应予以干预。很可惜，文章说的这个“常识”恰恰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常识”。不错，一位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确实讲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但他讲此话的时代距离现在已经十分久远；这一“金科玉律”早已被1929年发生的美国股市崩盘和其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所彻底粉碎，而且人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80年前，西方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就已提出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这已被罗斯福及其后的西方各国历届政府采纳，并被后来的经济学术界发扬光大。回顾美国200多年的金融业及金融思想发展史，我们发现政府“干预”和“不干预”的争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一直争论不休。

在主张政府“干预”的阵营当中，始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后经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可惜此人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因病逝世）和格林斯潘发扬光大，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危急时刻政府应采取“非常”措施的理念，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有悖学理与常识的恰恰是“不救市论”。

关于具体措施，文章中又说“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严控“再融资”或许是一种行政手法，但是监管部门曾经严控基金发行致使近半年没有一家新基金诞生就不是一种行政手法吗？而当后者被视为调控高招致使股市断了源头活水，现在再让前者大放其水，这对股市中的投资者公平吗？

当亿万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当有关管理部门无动于衷、不置可否时，发布如此言论，不能不让人对作者的慷慨陈词深感疑惑，深感遗憾。

笔者始终认为，我们的股市一刻也离不开亿万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对老百姓的投资热情只能鼓励、引导，绝对不能无情打击。如果面对亿万人民的财产性收入急剧“缩水”而无动于衷，其良心何在？其责任心何在？

此文中提到，政府应肩负起“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我们也对政府在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方面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笔者认为，基本制度建设是长期的，当然要加强；但与此同时，笔者更期望有关监管部门对市场出现的某些突发性情况予以警觉，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尽快建立金融市场的危机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原文作者：中国证券业协会CIIA专家委员徐洪才）




金银岛的投资理念：投资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交易需要时间！